在线教育的拦路虎，世界不同国家的教育培训行业
所有直接面用户个性决策的在线应用，都必须关注用户的需求痛点，并合理分析用户的在线行为特征。同理，在线教育也如此，用户学习需求的最大痛点便在于学习本身的“痛”，这也导致当离开“教室”，经典的学习行为变得屈指可数。
但是如何让痛变得微痛乃至无痛、愉悦，是在线教育眼下要解决的问题。
不过对用户需求尊重不够的现象是在线教育普遍存在的，会导致在线产品经营不力，以至于需要依赖教育的约束体系才能进行推广运营。争取最大多数的用户，最大限度地争取用户，在线教育才有带动教育转身的可能。学习之“痛”来自于教育者的教育心态，也跟其他领域对于用户个性的鼓励相关。而学习之美在于学习者自身思维的启动和生发过程，不在于教育者的各种精彩。传统学校教育和班级制组织方式有其客观上需要遵循的模式，其负面效果是养成教育行业从业者的非凡影响：学校、教师，高高在上，而学生、家长是求学者；另一个效果就是教育者为了提高教育输出效率，需要尽最大努力做好教学准备，从而学习者的学习被简化为按教师指令接受。这导致了传统学校教育不能适时顺应时代发展，旧的模式导致学习者越来越“痛”。在教育之外，其他行业直接受市场的影响，把用户为上帝，更加主动，基于实际需求、用户体验来进行产品研发、更新并提供相关服务，当学习者离开校园时，就被各种挠到用户“痒处”的产品和服务所包围，享受非凡体验。这样，传统教育模式下的学习之“痛”就变得更加不堪接受。目前，论证出在线教育的新特点，并指出：做在线教育要“搞定校长、搞定老师、搞定家长”，并隐晦地指出：政府、教育主管部门是才是开门钥匙！大部分在线教育从业者都有体会，在早期的卖资源、现在卖课程、卖服务，都在论证着教育这一行的特殊性，它真实地存在着。而另一个在线教育的“大爷”就是学习者。互联网的催生产物，网络环境下，游戏规则发生改变：用户选择自由！传统教育惯用的规则变得无力甚至无法进行，教育者由云端跌下，学生摇身一变成了“大爷”。互联网就像一片汪洋，而教育企业及其所提供的内容和服务一只奋勇的小船，以最大努力保持着，才能远航。对于学习而言，在学习者表露需求的时候，合理设计的经典学习内容推送、系统学习建议、主题训练等产品行为“痛感”将有效降低，再辅以激励措施，则可有效提升学习体验。故在线教育至少需要考虑上述3个方面，来能打开属于自己的局面，而不是完全依赖体制力量使自己生存，更不能单纯地依靠钱砸出一片天地。同属亚洲文化圈，韩国家长与中国家长一样，都有望女成龙、望子成凤的特点。有句话形象地描述了对韩国学生参加课外辅导教育的真实写照——不是在学院（韩国对课外补习班的叫法），就是在去学院的路上。在韩国，只要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可观的分数，就能顺理成章地进入顶尖大学学习。因此，取考一个更好的学校，永远意味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。韩国因其娱乐业发达，从而补习业也借鉴了娱乐业的玩法，建立了培养明星教师的机制，这些辅导老师穿着时尚，发型精致，甚至定期出入各大电视秀，吸引着大批学生涌入课堂。数据表明：首尔市超过82%的小学生、66%的初中生和59%的高中生会参加各类辅导。成绩在前10名的优秀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的比例为77%。家庭平均每月用于孩子课外补习教育的费用达64.6万韩元(约合4037元人民币)，占到家庭平均月收入的19%。高中复读起家的Megastudy即是通过明星老师的包装以及高清视频技术，实现了业务的快速发展。从在线培训机构Megastudy的业务数据中，可以窥见一丝韩国K12阶段补习的热潮。这个2000年成立，2004年上市的公司曾经拥有韩国32%应届生和97%复读生。今年一部日本励志电影引起广泛的关注。电影《垫底辣妹》讲的就是一个排名倒数的学生最终考上日本名校的故事。这部电影也折射出了现实的日本教育培训行业。日本的补习教育机构一般都会设在大车站附近。这与中国类似的是，既有地方性的小机构，也有全国知名的补习学校品牌，比如日研能关西、早稻田奥斯卡之类。日本的小学生中大约有40%的学生上补习学校，到了初中增长到65%。而这一比例在考上日本名校的高考生中更加显著。东京大学学生中约有85%的学生上过补习班。其他如早稻田、庆应等名校的学生中有高达95%人上过补习班。补习业的繁荣与教育制度也有一定关系，每个名校对学生设有不同的选拔考试。日本的补习班叫“塾”，类型既有班课、也有一对一的辅导。 日本的塾的盛行与政府实行的“减负”政策有关，即减少学校授课量、缩短授课时间等。但父母却对孩子上名牌大学抱有极高期望，为了进入好大学，父母通常会帮孩子报名辅导塾，最常见的是国语、数学、理科、社会以及英语五个科目。早在2005年，日本的塾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中小学的总数。与东亚地区不同的是，美国的家长对于孩子个人成就的判断并非只看分数或学历。在K12阶段，无论是体育等偏素质类的教育还是数学等知识类的教学，学生的学习过程主要还是在学校内来完成。与此对应的是，美国K12阶段的教育公司，大多公司的产品是直接面向学校的。其中，最大的需求来自内容。以麦格劳希尔为例，其2014年收入13.7亿美元。各类产品进入美国13850所公立学校和14600所私立学校，K-12教材市场44%份额，平台有1500万平台活跃用户，产品覆盖150国家的5000万学生。另一方面，美国的在线化比国内快很多，青少年对于在线产品的认知就是工作和生活的辅助品，并不需要重新塑造产品认知等。因此，单个的工具性产品也可以保证一定量的现金流。相对内地来说，从台湾的影视剧中就可以看出台湾的补习业发展是很早的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台湾南阳街就已经以培训学校的扎堆而出名。那时，一天之内就有30万学生在这条只有350米的街上的各类辅导班内上课。台湾地区总人口2300万人，而当时台湾培训学校就高达1.8万多家，这些培训学校密集分布，甚至有的走一两分钟就可以走到一家。一般来说，台湾的培训学校以大班为主，一个教室容纳400人，坐不下的学生就在旁边的教室，通过大屏幕实时听隔壁老师讲课。主讲老师只负责讲课，而一个班通常还配备几名助教，助教负责课前测、改卷、擦黑板等工作，有的老师甚至有四五人的助教团队，每个人各司其职。现今的台湾，培训业日渐衰落，主要原因是人口减少四分之三，社会福利健全、大学录取率极高使得学生主动参加培训的意愿一落千丈。中国香港：“补习天王”与“补习天后”，争相竞逐的世界去年10月，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8500万港元挖角补习老师的新闻，不仅在香港引起轰动，甚至内地也备受关注，一个老师一辈子都不一定赚到8500万港币。名为现代教育的补习社开出8500万港币作为条件，用以挖走遵理教育一名中国语文教师。这两家补习社在香港均排前三。从2013至2015年，这个获得堪比足球明星高额转会费年薪的老师已为遵理分别贡献了43.6%、45.5%及40.5%收入。2015年，遵理3.28亿元收益，林溢欣老师所贡献的收益超过1.3亿元。在香港街头，也随处可见培训班或者明星教师的花式广告。据了解，香港有四大补习机构，现代教育、活学教育中心、英皇教育及遵理学校。这些机构中，每个机构都不乏几个收入不菲的“补习天王”、“补习天后”。2012年5月出任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的教育学家马克?布雷在2011年的调查中发现，香港中六(相当于内地的高三)学生有72%上过补习班。纵观全世界的教育公司的发展路径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——哪里有学生，哪里就有补习班。图片来源：网络
内容来源：灯塔EDU（ID：dengtaEDU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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